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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全国政协委员、福建省审计厅副厅长王光远提出关于推行厦门大学“中国流复式簿记”这一将对世界会计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的提案。在“两会”提案中，涉及原创性成果的少之又少，该提案因此颇具独特性，经媒体报道后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本报记者特此采访了“中国流复式簿记”的命名者——厦门大学会计系汪一凡副教授，就该提案的背景、意义以及网络上的一些不同观点作了访谈。 

传承“增减记账法”思想

《财会信报》：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“中国流复式簿记”这一概念的？

汪一凡：“中国流复式簿记方案”是我定名的，借鉴了围棋“中国流布局”的思路，表明中国原创的复式簿记改革方案。

2009年2月，独立研究学者汪致正指出“借/贷”应当改为“左/右”（见《记帐的规律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）；当年10月，我在此基础上，综合百年来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，提出“中国流复式簿记方案”（见《改良社会会计方案：科学化的探索》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）。其外在特点是改用“左/右”为记帐符号，可简称“左右记帐法”。

有必要强调说明，“中国流复式簿记方案”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智慧的结晶，我本人只是运气好，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是，起了把各种中国本土原创的会计思想“组装”起来、改进现有复式簿记的作用而已。 

《财会信报》：请问这个方案的意义何在？

汪一凡：为了说明这个方案的意义，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复簿记的历史。

复式簿记是商业史上的重大发明，连大文豪歌德也曾经借笔下人物之口，说复式簿记“人类智慧的绝妙结晶”，到在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了。开始时是在信贷业采用，记账符号“debit/credit”是“人欠／欠人的含义，这个行业本来是在“人欠”和“欠人”中赚取“利差”的，所以容易理解。后来扩展到工商各业后，记账符号的原意就不适用了，变成“好用而不好解说”，很是尴尬，这是其他国家的普遍情况。

1907年，两位留日的本科生谢霖和孟森首次以“借／贷”将其引入中国，但在近代中国“借／贷”实际上是同义词。“告借无门”和“告贷无门”说的都是借不到钱；“银行借款”和“银行贷款”毫无区别，结果是硬把同义词当反义词来用，实在是挑战我们的智商！可见，这是全世界会计的通病，但在中国更严重。历史的阴差阳错，使中国学人百年来不断探讨，提出各种替代方案，展开无休止的“拉锯战”。

1960年代初，在《鞍钢宪法》的背景下，因“借／贷”不知所云，改革呼声再起。主管财贸工作的时任副总理李先念要求商业部认真研究，在时任商业部长姚依林领导下，商业部对各种记账方法进行比较研究，张以宽（北京工商大学教授，原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）等专业人员设计了“增减记账法”，以“增／减”作为记账符号，在商业系统试行。由于增减的思想通俗易懂，一不小心，工业、交通等各业也同时推行开来，连大庆油田也采用了。商业部更是经财政部同意于1966年正式全面推广。紧接着就是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只能任其“自生自灭”，增减法却在和借贷法的对比中大显优势，野草似的蔓延开来。1981年，商业部财会局出版《增减记帐法15年》进行总结，第一次印数达12万册，而其时全国企总数不过4万家。

增减法如此受欢迎，“大俗即大雅”，背后的思想性是值得重视的。现代人老说中国没有多少“原创性成果”，其实，这早就是中国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直接领导、会计专家精心设计、会计实务界积极配合的重大原创性成果，而且已经在中华大地上试验成功了！张以宽教授的专著后来由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，在日本出版了。

将现行的“借／贷”记账改为“左／右”后，原有的“增减”上升到思想层面，作为“复式簿记之魂”，有助于轻松地判断业务所涉及账户金额的增减，加上“左/右”配合，运用“助记口诀”或“左手定则”，下意识地快速确定记账方向。

《财会信报》：您何以证明它的优越性？

汪一凡：在会计教学中，它的效率奇高，满打满算10个课时就够了。想要一般性地了解会计的，2个小时就能听懂。效果奇好，想出错都难。相形见绌的是‘借贷记账法”教学，目前需要60-70个课时，结果还是连老师带学生都似懂非懂，一不小心就出错。随着学生毕业，后遗症还被扩散到实务工作中。

 “中国先做出榜样，然后惠及全世界” 

《财会信报》：有观点认为，在当前会计行业全球趋同的情况下，改变同西方一样的记帐方法，不太合时宜？

汪一凡：1993年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定“会计记帐采用借贷记账法”，增减记帐法在一夜间无疾而终。应当指出，这完全不是某种方法优或劣的问题，而是选谁作为“标准”，向谁“趋同”的问题。在闭关锁国时，增减法是国内标准；一旦改革开放，借贷法是国际标准。而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现在检讨起来，在外部表现上，“增减法”和国际上通行的复式簿记差异较大，不容易对话，也确实还不具备作为“标准”让世界各国会计都乐于“遵从”的程度。但无论如何，这种思想是革命性的，完全可以说是“虽败犹荣”。

事实上，这是与现行国际标准差异最小的方案，只要将记账符号“debit/credit”更换为“left/right”，启用新思维，立刻见效果，完美实现无缝过渡，是中国立即可以推向全世界的原创性成果。不要以为这是小题大做，凡是与千百万人的学习和工作有关的任何改进，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，更何况其改进之大，可说是“不可思议”，快速扩散的势头将成定局。

“新人新办法，老人老办法”

《财会信报》：还有人担心，假如一旦推行该记账方法，没受过“左／右”记账法教育的财会从业人员，其重新学习的成本是不是过大？

汪一凡：“增减法”的通俗易懂有口皆碑，并经过在中国大地顺畅运行近三十年的考验，当前中国会计界中坚人士大多是学增减出身的，有深厚文化基础，推行起来毫无风险，配上“左右”符号后，更是如虎添翼，实务工作可以做到既快又准确。与会计密切相关的监管部门、税务部门、国资委、公司管理层、投资者、债权人和证券分析师等人士，花两个小时就可以知道会计是怎么回事，有助于大大加强行业外对会计的监管力度。

《财会信报》：在新老衔接方面，是否会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？

汪一凡：两位本科生不经意中犯下的错误，已经把中国会计人折腾了一百年。没有任何理由听任“借贷记账法”再生存下去了，那是逼着学生浪费时间，误人子弟，应当彻底终止“借贷记账法”教学。不过，这虽然是件大好事，确实也需要设计平稳过渡的“软着陆”方案。

这件事已经广泛传开了，2010年秋季开学那一天，是无法回避的“左右为难”的时点。如果教师那时还用迂腐的借贷教学，知情的学生会自发抵制（只要想象有个女生举手，奶声奶气地说“老师，我们用左右记账法好吗？”有谁还好意思继续用“借／贷”来忽悠他们？），课堂当然无法平静。但如果改用“左右”，则是几次课就把会计原理上完了，各类院校的数万名会计原理教师立刻面临“饭碗”问题。亟待有关主管部门出面，布置应急预案，例如适当减少总课时数，或新编教材以补充其他内容等，但新编教材和师资培训都需要有时间的提前量，而统一切换的倒计时已经开始，需要社会的广泛重视！

至于会计实务界则不用担心，推行起来其实是很顺的，刻左、右两个图章，把现有凭证账簿上的“借／贷”遮盖掉，愿意换用新的思考方式的，一改就顺，马上受益；不能适应变化的，沿用旧套路也行，反正“笨办法”也算稀里糊涂地学会了。所以，根据“新人新办法，老人老办法”原则，实务工作改革可以慢一步，有待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和布置。

■编后手记

社会的进步需要思想者，会计领域的不断发展也需要创新思潮的持续涌动。汪一凡副教授在为会计技术改良方面做了积极探索，我们对此极为肯定和赞赏。

同样，社会进步也离开不了思想的碰撞，会计领域的思想碰撞也势必会为更好地促进全球会计趋同。“中国流复式簿记”为这思想的碰撞提供了可资探讨的内容。我们也很乐于看到各种学术观点与创新思想的激辩与表达，因为这将利于我国会计视野的发展。 

汪一凡：学会计系副教授，会计泰斗余绪缨的弟子。1951年7月生，有过学生、农民和工人经历；1984年以初二年正式历考取厦门大学会计硕士学；1987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。厦大会计系副教授汪一凡不申请当研究生导师，不申请教授职称，20年潜心从自动数据处理角度研究会计理论，是一位有意自我边缘化而又让人敬重的学者。